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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1章 罕虎问政（第2页）

再度出发后，罕虎便于车舆之上，问政于李然。

“而今我郑国之内，新政斐然，子明以为，接下来该当如何？”

李然听得此问，也知罕虎之意，便顺势回道：

“然以为，当此时刻，应放手让子产大夫大干一场，无论是于国于民，子产大夫所为的，皆是为我郑国之长久之计。”

“国政之要害，在于惠利于民。近年来我郑国之所以能够粮秣满仓，无论百姓庶民，皆能富足而喜，此皆为子产大夫的新政之功啊。”

“不过……若只靠这些，却还是远远不够的。”

“我郑国乃居于天下之中，贯通南北，连接东西，商贾之利更应鼓励。若能藏富于民，则民富而国富，民强而国强。”

李然也对子产新政的成就也同样感到高兴，便当即继续坚持自己“以民为本”的理念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。

罕虎闻声，不禁奇问道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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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哦？但……若是民富，又该何以管控？”

这里需要提及的是，华夏文明几千年，历任统治者始终都认定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唯有让百姓们终日碌碌，这样才更容易治理。

虽然在当时，也早已有了所谓的“民本主义”思潮的萌芽，比如，早在一百多年前，赫赫有名的随国大夫——季梁，便已提出过“民者，神之主也”的主张。

但是，在当时，绝大多数的执政者，还是始终认为，民不能太富，因为一旦富足，民便能聚众而哗，以乱家国。

细数华夏文明历朝历代，真正富足的，就始终只有士族子弟以及名门望族而已。

即便是后世的“文景之治”以及辉煌无比的“贞观之治”，民众最大程度上解决的也就是吃穿问题，要说富足，那决计是谈不上的。

而李然所提及的“民富则国富，民强则国强”这种几乎是近似于后世以欧洲文艺复兴后的经济理论，实际上与现下统治者的统治理念背道而驰，也难怪罕虎也觉得奇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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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国勿忧，然此言之意，不外乎明君治世，贤能辅之，宽政于民，惠利于民，民利则国安。”

李然当然也知道现在提出这样的理念实在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，而且他也并未想清楚，究竟什么样的一个治世制度才能承受他这样的理念。

无论分封还是君主，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，倘若有明主贤臣，那自是另当别论。

可观历朝历代，终究是明君少有，昏主居多。

“当下我郑国之中，有当国主政，子产大夫行之，上下齐心，又何愁我郑国不兴？”

其实，李然还有一层含义，却是因为自己祭氏家宰的身份而不曾点破。

那就是，郑国作为所有诸侯国当中，最具有商贸特色的邦国，其实，同样也是最适合惠利于民，藏富于民的。

民富则国富，民强则国强。这一句话若是放在别国，可能是行不通的。但是，如果是放在郑国，那还真就未必行不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