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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9章 收获日下（第2页）

准确地讲，今天的港币不过是一种米元兑换券而已。

历史地看，港城错过了发展壮大自己的机会。

一般而言，港城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，采取与米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，似乎无可厚非。

联系汇率制度，可以为港城提供了一个稳定的、低成本的、高效率的交易结算工具。

这对于港城金融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但是，联系汇率制度一向都是双刃剑。

它带给港城一定的方便同时，也带给了港城严重的问题。

首先，没有货币主权，就没有管理通货膨胀的能力。

在刚性的联系汇率制度下，米元持续贬值，必然导致港城的持续通货膨胀。

港城的持续通货膨胀表现为房地产长期的畸形繁荣，可以说是一业兴旺，百业萧条。

任何一个社会，资本利得长期高于劳动所得，这个社会必然产生劳动挤出效应，这个社会必然丧失创造价值的能力。

事实上，港城六、七十年代那种创业和创新的能力，在1983年之后消失了，港城不再像一个工厂，而更像是一个赌场。

虽然金融圈和娱乐圈得到港城黄金时代发展。

再次，笔者研究港币历史沿革的时候，感到非常沉痛。

长期以来，中华家人和港人对1983年发生的事情近乎麻木。

鹰国人不愿意港币成为一种具有独立个性的主权货币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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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，鹰国人担心港币拖累鹰镑；

另一方面，港币米元化有利于鹰资顺利从港城撤退。

中华家对港币没有感觉也是可以理解的，1983年的中华家还不明白何谓货币主权，更何况介入中鹰谈判的不过是一群幼稚的外交官而已。

但是，港人则不同。

港城人中，确有精通货币的精英，但他们集体沉默了。

历史的阴差阳错，就发生在1983年。

港城在确定政治主权归属后，经济管理主权反而遗失了。

其中，最要命的就是货币主权。

1983年的港城汇率改革，为港城日后的衰落，埋下了历史性的伏笔。

笔者对1983年的中鹰谈判评价很低，中华家太幼稚，鹰国太自私，他们没有认真地照顾港城的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