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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才招才选才育才 他耕耘在正定的原野上（第1页）

用才招才选才育才他耕耘在正定的原野上

（1985年1月）

河北正定。1984年。初冬乍寒。

推开门，握握手，我愣住了。他，31岁，身高180米，话语平缓，不见官气。身穿蓝制服，足蹬黑布鞋，着实有点土气。若不是相会在办公室里，我简直难以相信，他，就是正定县委书记——习近平。既没有县太爷的“谱儿”，也没有大学生的“派”。

“这里，听不见人人喊改革，但处处在改革”

大刀阔斧之举，往往是改革者胆识的表现；剑拔弩张之势，往往是改革者气魄的体现。有人反对么，正好，改革就是要引起争议。人们对此津津乐道。然而，我的采访对象，却并非如此。

——8月的一天，暑气蒸人。酝酿乡镇机构改革问题的县三级干部会议正在俱乐部礼堂进行。别看在座的村干部有的摇着蒲扇，有的小声唠嗑，有的吐烟圈，有的自呷浓茶，可都支棱着耳朵，谁也没走神。当他们听到“这次机构调整之后，40岁以上的同志，一律不再进新班子”的话后，个个都似头浇冷水怀抱冰——全身凉透了，因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4岁。又是一刀切。中国的事情往往就糟在这一刀切上。

身为县委书记的习近平注意到台下的反应，在一旁摆摆手纠正道：“农村变革的形势，需要有一批掌握商品生产知识的新干部。大家从全局出发，考虑一下自己是否具备条件。具备条件，40岁以上的也要留；不具备条件，就是眼下30岁也不能留。”话毕，村干部们脸上愁云渐释，“这话叫人听着舒服，也在理呵！”乘兴而归，细细琢磨，还是年轻人行。愉快让位，把青年干部“扶上马，咱还要送一程”。这样，在一般人看来很棘手的基层班子调整问题，正定县委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解决了。改革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

——不适应改革步伐的干部，是留还是撤？人们发现，县委并没有“大动作”，而是组织干部学习《政治经济学》，参加文化补习班，举办科技知识讲座，花了一番“培训功”。细心的人还发现，习近平作起报告来，从不讲春天播种什么，一亩地施多少肥。讲的都是“虚”的，什么“第三次浪潮”，什么“新的技术革命”。初听起来和“庄稼经”简直挨不上边，犹如“天书”，但听多了就渐渐开窍了。用有些干部的话说：“不改不行啊，你看人家发达国家都走到啥地方去了，咱非追上它不可。”习近平听后点点头，会心地笑了。观念的改革，是改革的希望。

——集市上，车水马龙，拥挤不堪。那边在围观什么？好奇心强的人们紧走几步，凑了过去。只见县委书记和一个小伙子正在谈什么，并递给他一张表格。接着，又把这张表格发给周围的人。“民意调查表”，不知是谁念出声来。县委书记在街头搞民意测验，这不也是令人振奋的创新之举吗？

不久前，山西省一位县委书记到正定参观，临行前感慨地说：“这里，听不见人人喊改革，但处处在改革。”闻名全国的当地农民作家贾大山，用幽默、诙谐的语言勾画出习近平改革的特点：“他是不穿西服的改革者，锐意进取而锋芒不露。让人们在接受历史性变革的同时，还能悠哉游哉地喝上一盅。这是一位含笑进取的改革者。”

让我们来听听习近平自己对改革的见解吧。“我从不言必称改革，只是想扎扎实实做几件于国有益、于民有利的事情。改革是中华民族的意愿，是中国社会的‘大趋势’，个人不必故作惊人之举。我理解，改革不仅仅是改变。解放社会生产力，解除旧有观念对人的桎梏，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。在改革进程中，要研究国情，要把握群众心理，要避免破坏性震动，否则，盲目改革只会是一首浪漫的抒情诗，弄不好，还会给事业带来损失。”

是，改革要同习惯势力斗争，改革要同“左”的阻力斗争。但仅能斗争的改革者不是成熟的改革者。以理服人，以情动人，动而不轰，斗而不伤，同步前进，应是今天的改革者最大的本事。

“搞农业现代化，需要多一些战略眼光”

坎坷的生活，不幸的境遇，它曾使多少自诩为“强者”的人变得怯懦。同时，它又使多少不肯屈从于生活的人成为强者。

1969年，刚满15岁的习近平，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他和成千上万热血青年，一起涌向父辈们曾生活、战斗过的地方——延安。所不同的是，他的出走近乎流放。

窑洞，炉灶，煤油灯。酸菜，饽饽，小米粥。修梯田，筑大坝，数不清的无效劳动。辛勤一年，所获无几。一曲哀愁的“农家怨”，回荡在陕北高原的上空，凄凄惨惨，悲悲切切。“历史的轨迹不应如此，马列主义不会这般。”年轻人的心底在呼唤。7年，整整7年，习近平的经历是这样一幅流程图：“反动学生”——“受苦人”的好后生——团员——党员——大队党支部书记。他和农民一道搞科学种田，增产60；办铁业社，在简陋的窑洞里打出小农具；集资购置脱粒机、面粉机、拖拉机，实现了半机械化。

“1975年，我到清华大学学习。”说着说着，习近平陷入深深的回忆：“临行前，大队特意宰了几只羊，每户出个代表来给我送行。次日清晨，我一觉醒来，只听窗外人声鼎沸。推门一看，几乎全村的人都等候在门前。我只感到喉头哽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当我坐上手扶拖拉机后，随着引擎轰轰的发动声，先是老人，然后是妇女，接着是后生，人群中一片哭声。7年啊，我多少次欲哭无泪，那天，我第一次哭了。陕北的人民养育了我，保护了我。我虽然告别了陕北的父老兄弟，但再也离不开人民。我要为人民做事情，要同人民唱一曲悠扬的‘农家乐’。”1982年初，在北京工作的习近平，又主动要求“沉”到基层，来到了河北省正定县。

阅历本身就是一种知识。如果说在延安的习近平对农村已经有了感性的认识，那么，在正定的习近平则对农村开始了理性的思索。他跑遍全县25个乡镇，走访县直大多数机关，翻阅厚厚的县志，拜见“老正定”。县情清楚了，眼前一片乌黑：乌黑的棉袄，乌黑的棉裤，乌黑的鞋子……千百年来，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，造成农村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封闭体系；“故土难离”“叶落归根”，这些老话像一条无形的绳索，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；“唯粮是农”的单一结构，使我们的农村无法摆脱贫困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民送来了尚方宝剑，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。年轻的县委书记心中蕴蓄着一个战略目标：一抓农民的“致富”，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；二抓农民的“智力”，开发农村的智力资源。再也不能让“面向黄土背朝天”的黎民百姓把“穷”和“白”传给子孙后代了。

有了战略目标就要有战略行动

——组织班子，编撰《正定县情》，让人们了解正定的历史；编撰《正定县经济、技术、社会发展总体规划》，让人们预知正定的未来。这两份材料将成为正定干部的“必读书”。